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之后，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往日，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如今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着手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冯兰瑞和苏绍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邓小平的注意。

邓小平说，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国务院研究室要另外再写一篇大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于是，国务院研究室由林涧青主笔，写了一篇文章，原本是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胡乔木和于光远看了不满意，决定以“严实之”（“研室之”的谐音）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

这么一来，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决定另写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有分量的大文章。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指出：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再一次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进行修改。

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审阅。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是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发表，为经济领域拔乱反正、纠正“左”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主持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时候，胡乔木又忙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的定稿工作。

全国科学大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早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即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最初由国家科委起草。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笔者在北京采访了吴明瑜，他回忆说，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讲话稿，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请胡乔木帮助修改。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邓小平并不理会汪东兴的话。一九七八年二月底，邓小平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我还有一些话想讲一讲。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书里写过了；第二个是关于又红又专；笫三个是关于科学技术队伍；第四个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在邓小平谈话以后，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由胡乔术负责修改。

胡乔术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概括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以来对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论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就在此时，胡乔木又受命修改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这一讲话稿最初是由教育部起草的。按照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胡乔木对讲话稿做了诸多修改。讲话稿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讲话稿抓住发展教育事业急需解决的关键，即教师问题。讲话稿指出：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讲话稿指出，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很快完成了这篇祝词。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邓小平致祝词。这篇祝词成为中国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

胡乔木真正的复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能以列席者的身份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此前，中共中央在十一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六天，为此会做了准备。这次会议，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结束了“凡是论”，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首先要在理论上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为，胡乔木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列席者，参与的程度毕竟有限。正式出席者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起码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可是，在中共“十一大”，胡乔木连候补委员也未选上。如果胡乔术要进入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必须等到中共“十二大”。

这次会议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迫切需要”，决定增补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胡乔木以这样特殊的手续，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果真，胡乔木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起草了公报。

如今，这一公报，已载入史册。

公报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断：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乔术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意味着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不过，他原先是以毛泽东为轴心，此时则以邓小平为轴心。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胡耀邦在接待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时，曾谈及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读的书多，写的论文也多，概念的应用比较准确。我写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发表时，也请他看一下。

在中共党内，这几乎已成了“惯例”：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都请胡乔木看一下。

他也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

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最初是胡耀邦提议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在一封建议出版《邓小平文选》的人民来信上，作了批示：

“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待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并中央常委作决定。”

胡耀邦引用过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胡耀邦批示之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批准的该室担负的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任务，也已着手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

负责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的胡乔木，对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也出了力。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十多天之后――七月十三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论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见解。

他首先答复了一些外国报纸所说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恢复个人崇拜”的问题。

胡乔木说：

“《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在一九八?年八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恐怕还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有些即席发言，事先没有准备稿子，不可能每句话都对，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

胡乔木在作了这样的论述之后，又从另一角度来谈论。他说，作为一个政党，需要权威，需要权威性的人物。他引述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道：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里讲了很多道理，举了很多事实作为论据。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船长。船长是全船乘客的‘公仆’，但全船的主人――乘客，在必需的时候都必须服从这个公仆的个人指挥。恩格斯说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但是所说人民的公仆并不是可以没有必要的权威，包括个人的权威，主人也不是可以不受必要的约束。”

接着，他谈了关于“邓小平思想”的问题。他以为，“邓小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说：

“《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有同志说，将来中国党的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思想、有那个思想。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方现在我们就不说邓小平思想，而只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就如同苏联，列宁死了很久了，始终讲列宁主义和它的发展，而不讲另外一个主义一样。”

胡乔木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贡献：坚持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其中，胡乔木特别详细谈及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当时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你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邓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他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宣布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

胡乔木针对华国锋的论点，评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

“华国锋同志曾经长期有这么一个论点，说为什么三中全会叫做‘路线’，‘十一大’就不叫做‘路线’？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东西是全面的，因为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决经济问题。不下决心全面地清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也是无法进行的。三中全会是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这同‘十一大’可以说正好相反，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胡乔木同志简历
       胡乔木，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三○年在北平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转为中共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中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一九四一年起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撰写了一些评论。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参加起草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其他一些评论。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赴苏联的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毛泽东同志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江苏盐城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 参与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37年到延安，历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和1949年先后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 。建国后，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10月1日至10月19日），新闻总署署长，195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

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一、二、三卷，《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诗集《人比月亮更美丽》。
　　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遗体于10月4日火化。按照生前遗愿，10月26日将骨灰撒在延安地区。
　　1994年，《回忆胡乔木》、《胡乔木文集》出版发行。
　　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由其子女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盐城市。
　　1997年6月1日，胡乔木塑像在江苏盐城图书馆揭幕。
盐城胡乔木故居
胡乔木故居，位于江苏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胡乔木故居原为砖瓦结构的四合院，前后三进，连东、西厢房有数十间。土改时，胡乔木父亲胡启东先生，主动将田地、房产献出，分给贫佃农，仅留下坐北朝南堂屋三间。1991年当地政府对胡乔木故居进行了重新修建，现有胡乔木故居占地约200平方米。
     胡乔木故居堂屋正中悬挂着胡乔木七十岁时的巨幅画像，两侧悬挂的是他在北京工作、生活时的数十张大幅照片，其中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合影十余张。东房间陈列着胡乔木生前捐赠的千余册图书，西房间陈列胡乔木幼时睡的床铺，用的部分桌凳，还有原全国书法协会领导成员，标准草书学社社长胡公石赠送的28幅诗词字画。在胡乔木故居东南方，还保存一高大石碑坊，上边横额是"贞孝之门"，胡乔木故居两侧有联，为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手书，联曰:春祠立石垂视范，河客停桡拜女宗。
     胡乔木，1912年6月1日出生在张本村，幼年在村里读小学，192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 (今扬州中学)，1930年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1931年参加革命，1937年门7月到达延安。1941年2月起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长达25年。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
     1992年9月28日7时16分，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有很多藏书，有三万余册已捐给了盐城市图书馆，为此，盐城市图书馆二楼专门辟有"胡乔木藏书陈列室"，并在门前广场上塑起胡乔木汉白玉塑像:胡乔木坐桌前，手捧书本，抬头远望。黑色大理石底座上，刻有江泽民亲笔题词:"深切缅怀胡乔木同志"。1997年5月3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曾专程前来为胡乔木塑像揭幕。

　　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廉政风暴”中严惩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让胡石英这位公子哥儿蹲了两个月的大牢。这件事件也牵扯出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十几年的政治恩怨。及至胡耀邦下台，恐怕也与此公案不无关联。
胡乔木的宦海沉浮
　　说起胡乔木，堪称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的头号人物，他自1941年起就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其中一些著述比如象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现在都被认为是党史中的史记。但胡乔木的大作中最有名的还要数那篇扬扬洒洒为人传唱数十年之久的《别了，司徒雷登》。
　　中共建政后，胡乔木被安排到新闻出版署当署长，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长并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直活跃在舆论喉舌的最前沿。
　　不管你喜欢胡乔木与否，客观上也不得不承认胡乔木在文字上的造诣确实是非同一般。以至于现在都有将毛泽东当年的不朽名篇《沁园春·雪》说成是胡代笔的。可惜胡乔木虽然是文采飞扬，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一众领导人都拿他当杆笔。有人说，这可能与胡乔木不够胆量有关系。
　　为什么说胡乔木的胆量不够呢？在大跃进时陈云说全国产粮七千亿斤的指标不可行并托胡乔木告诉毛泽东，可胡就不敢报。几个月后的庐山会议时，原本毛泽东手底下这几个秘书大都是同情老彭的，可等毛泽东怪罪下来时，所有的祸海全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一人给顶下来了，而当时活跃的胡乔木这时倒从人间蒸发了。
　　另外，再看看胡乔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病休养时的情况。现在官方的说法是操劳过度，眼疾复发。事实上是在1961年胡乔木在和田家英分组到各地调查时，田家英力主揭开盖子真实反映农村普遍缺粮的情况，而胡乔木则瞻前顾后，遮遮掩掩，最后毛泽东肯定了田家英真实敢言的态度，下令解散了大食堂。对于胡乔木则一再作了严厉的批评。
　　这也直接导致了胡乔木的托病辞职。可惜以后由胡乔木修订过的党史中对这一段的记述有很大不同，解散大食堂的功劳给算到胡乔木头上了，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胡乔木这一因病休息就休到了1975年，虽然文革时也一度受到冲击，可因为毛泽东曾有心血来潮的登门去看他的壮举，结果自然是引的万人空巷，可也把一众要坚决批胡乔木的红卫兵吓的屁滚尿流，胡乔木从此平安无事。胡乔木虽然这小病大养一休十几年可中间没整人，人老笔没秃，和毛泽东也是诗词往来不绝，这就为胡乔木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到了1975年，邓小平这位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毛泽东一句：“人才难得”放出来后，胡乔木也立刻获得了新生，胡先是被授与了主持修订毛选五卷的光荣使命，其后又被邓小平看中网落到了为对抗四人帮而特设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核心成员就是党内的四大笔杆胡乔木，胡绳，邓立群，于光远。

胡耀邦收到胡乔木的“揭发信”
　　等邓小平被再度打倒后，胡乔木的老年间歇性软骨病又犯了，被四人帮批的七昏八素的胡乔木曾经写了个批邓的十八条，以他的水平不说是神来之笔，也条条见血，字字穿心，结果不巧这信在四人帮倒台后就落到中央党校的胡耀邦手上了，胡耀邦可是当年头一个向叶剑英献安国三策的其中头一条就是请邓小平“出山”。看了胡乔木的这封揭发信，胡耀邦自然是对胡乔木气不打一处来。
　　别看胡耀邦看不惯胡乔木，可胡乔木还有个老伙计邓立群——邓立群上了台后很快就为胡乔木的复出奔走开了，邓立群首先获得了陈云的支持，邓小平那儿由王震亲自带去了胡乔木的检讨书，邓立群对邓小平说：“你上台也要有两个杆子啊，枪杆子，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
　　邓小平是点头称是，一挥手说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最难过的一关是胡耀邦，邓立群就来了个大串连，找完老将找夫人。耳根子偏软的胡耀邦到底还是没禁住这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点了头。
胡乔木重新出山 邓小平：政治上不行
　　于是，70年代末，胡乔木重新出山，再做冯妇担任了中央副秘书长一职，在这短短一两年间说来胡乔木和胡耀邦还是栓在一条线上的蚂蚱，只因两位都是农村三自一包的支持者，而被左派并称为“修正主义的二胡”就是说这俩人专门出苦声，唱苦调给社会主义抹黑。可等华国峰下台后，老左派们也差不多都给收拾得一干二净了，这原本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笔杆子胡乔木和中宣部的邓立群又摇身一变成了新左派的中坚力量了，后面台柱就是主张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
　　现在有种说法说，本来胡乔木是被提名当中宣部长的，但让胡耀邦给否决了，胡乔木因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但从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来看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否定胡当部长的根本就是邓小平本人，小平同志对胡乔木的评价就是“笔头上行，政治上不行。”
　　其实，两人分歧的实质还是在对改革的认识上。一个步子想再迈大点，再走快点，一个想则不想在政治意识上走的太前，在1983年的通货彭涨挤对风潮后，陈云领衔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胡乔木这时就在四处扇风点火联络了王震，邓力群邓等一干左派准备借此事迫使胡耀邦下台，这事最后是被邓小平制止了。
胡耀邦严办胡石英
　　有了这个过节，等廉政风暴吹来时就轮到胡乔木家倒霉了。却说胡耀邦有个女儿叫胡石英，可惜英年早逝，这胡乔木也有个儿子叫胡石英，这位少爷子承父业本是一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被老爹安排到总工会出版社后还办了几个当时著名的开放杂志《人才》和《丑小鸭》。与胡乔木的保守作风大不相同。胡石英才高八斗，可声色犬马也无一不精。没过一阵就花样翻新想出个搞个作协的主意来，靠着老爹的旗号还真横竖卷了不少钱。结果这事就让人给告到乡镇派出所了。派出所里的好民警哪敢管政治局委员家的事啊，自然是层层上报，可惜转来转去没人愿接这烫手的山芋，最后就七传八传就传到了胡耀邦手里。
　　胡耀邦一上来就批示严办，结果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他乘着胡乔木到书记处开会的空当民警同志们就大模大样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把胡家给“抄了”，也别说还真掏出几麻袋钱来。整个一个人脏俱获，胡石英的案子于1984年底立案。1985年，胡石英因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两个月，虽然关了两个月就给保出来了，可胡乔木从此是声名扫地。
　　本来，胡石英出事时，邓立群受胡乔木之托，知会过胡耀邦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说胡石英这样的文学青年你得罪不起。可等到政治局开会那天，最先竖红旗主张重判胡石英的也是邓立群，倒是赵紫阳左右逢源给和了不少稀泥。
　　没过多久，邓立群的侄子也犯到胡耀邦手里给凉办了。这下在党内闹的就有点风声鹤戾了，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对自己身边的人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一说（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一时也没有办法。”最后胡耀邦倒台时的一大罪状就是——搞的党内人人自危。